金融力Top30城市的变化态势，充分展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的特质。经济实力领先的京沪深三地，金融中心格局稳定。金融力第四城被杭州夺得，其拥有273家上市公司，经济实力可观，近5年的金融业增加值也翻了一番，占GDP的比重提升至12.1%。
半导体、汽车制造、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一批城市逆袭。广东、浙江、江苏分别有4城入围，展现了经济大省不俗的金融实力，新晋Top30的无锡、温州、东莞、常州、佛山、台州6城均来自于这三省，且均拥有制造业强市的标签。
南京反超天津，合肥前进6名，超过长沙，加冕最快进步城市，也与制造、科创产业进步有关。西安亦前进两名，新能源产业大市再添高光时刻。而大连、沈阳、长春等东北城市却跌落Top30，南北差距继续拉大。
【资料图】
站在产业变迁的关口，城市之间的洗牌才刚刚开始。
来源：新财富杂志（ID：xcfplus）
作者：刘鲜花
原标题：《2022中国内地金融力Top30 | 城市产业变革驱动金融实力洗牌》
和谐的金融生态，是支撑城市经济繁荣的柱石，也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2018年，新财富开启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金融实力的量化考察，2019年又对30个一二线城市进行评估。根据2021、2022年各城市金融业发展数据，我们继续通过宏观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程度、金融机构实力、资金总量、地区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六个维度下的16个二级指标，客观计算标准化得分（表1），以描绘Wind城市分级中一线、新一线、二线共49个城市所处的金融梯队、优劣势和发展空间，并遴选出最新一届金融力位居前30位的中国内地城市。
2022年，这些城市在金融力比拼中又呈现怎样的格局？
01、经济大省包揽超一半名额，金融第四城易主
相较2019年，2022年进入金融力Top30的城市中，第一梯队的前三甲座次并未发生变化，北京、上海、深圳依旧是最具金融实力的存在；杭州取代广州成为金融力第四城，合肥前进6名，加冕最快进步城市（表2）。
纵观Top30城市金融实力总得分可以发现，各城市分化依旧严重，并可大致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总得分≥5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3市，其金融实力强劲，为全国性金融中心。
第二梯队：3.3≤总得分＜5分，包括杭州、广州、重庆、成都、南京、天津和苏州7市。
第三梯队：2.8≤总得分＜3.3分，包括武汉、西安、宁波、郑州、福州、合肥、哈尔滨、长沙、无锡、济南、厦门共11个城市。
第四梯队：总得分＜2.8分，包括青岛、兰州、南昌、太原、温州、东莞、常州、佛山、台州9个城市。
相较2019年，杭州、南京、西安、福州、合肥、哈尔滨、兰州进步明显；而广州、天津、长沙、济南、青岛、南昌、太原则有不同程度的退步。另外，无锡、温州、东莞、常州、佛山和台州6个城市新晋Top30，而大连、沈阳、石家庄、呼和浩特、长春等城市却从名单中跌落。
相较2019年，Top30城市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经济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分别有4个城市入围，福建和山东也贡献了2个城市。新晋的6个城市均来自于广东、江苏和浙江。
由此，经济大省不仅在经济增长、财政上缴等方面“勇挑大梁”，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GDP、超过40%的就业人口、超六成的财政收入，其重要性也在提升金融竞争力、助力金融服务实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2、北京超越上海，金融业对GDP贡献达19.7%
本次比拼中，北京、上海、深圳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在宏观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程度、资金总量、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金融机构实力六个维度上均取得高分。其中，北京依旧稳居首位，综合实力得分最高。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金融实力也十分强劲。
从北上深三地金融实力对比图可发现，北京在GDP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实力上正在追平与上海的差距（图1）。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北京的经济总量不足上海的一半，到2000年的时候也只约为上海的六成多。而2021年，北京、上海GDP双双突破4万亿元，北京与上海仅有不到3000亿元的差距。
2022年二季度，上海由于疫情冲击，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经济负增长，GDP被北京赶超，这也是北京历史上首次对上海的季度赶超。不过2022年前三季度，上海以3.09万亿元的GDP总量迅速实现了反超，稳住了经济总量第一的位置，展现了经济的韧性。2022年，上海以4.47万亿元的GDP总量收官，高于北京的4.16万亿元，稳住了“中国经济第一城”地位。
而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指标上，北京也在逼近甚至赶超上海。2021年，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为7603.71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8.9%，占比接近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虽然在绝对值上，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仍低于上海的7973.25亿元，但占GDP的比重已高于上海的18.5%。近期，北京2022年经济“成绩单”出炉，金融业实现增加值8196.7亿元，增长6.4%，占GDP的比重提升至19.7%，在稳定全市经济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上海2022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626.31亿元，总量高于北京，但占GDP的比重为19.3%。
金融业发展程度高，北京、上海也成为资金和人才最为聚集之地。在资金总量上，北京由于总部优势，包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其2021年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19.21万亿元，傲视全国，上海这一指标也达到了16.38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8.83万亿元，高于北京的8.61万亿元，更远远领先其他城市。
近年来，北京和上海的人民币存贷额余额均有长足增加，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资金需求较大的新兴产业上的发展也较为亮眼。
此外，上海被定位于金融中心也在于金融机构聚集，当地拥有40家法人商业银行、20家法人券商、68家公募基金。其中，全国近一半公募基金的总部位于上海，显示出上海拥有一批能引导全国资金流向与资源配置的法人金融机构，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拥有较高话语权。
数据反映，北京综合实力正在逐步增强。除有银行、券商总部优势，随着北交所在2021年9月设立，北京补齐缺乏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的短板，其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作为科技创新中心，也有大批创新型企业能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当然，北京金融实力增强的同时，上海也齐头并进，其依旧是金融机构、资金、人才的汇聚之地。
此外，近年来，上海在打造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同时，更进一步明确了制造业强市的基础定位。上海是中国工业第一大市，汽车制造业产值居全国之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进一步引领全国，展现出勃勃生机。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于实体，金融机构的职能是利用金融工具与金融交易调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实体部门，带动更多产出，提升社会生产率。
北上深金融实力稳健增长的同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并发展成为资本市场强市。截至2022年12月31日，北京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782家，总市值超过40万亿元，2022年新增60家公司；上海的境内外上市公司也有633家，总市值达到12.8万亿元；深圳的上市公司达到551家，总市值达到15.7万亿元，虽然数量上不足上海，但市值超上海近3万亿元。
北上深三地的上市公司总数达到近2000家，占中国内地城市的比例达到30%；总市值总计达69万亿元，占全国的比例更超过50%，由此可见三地的资本化程度之高和经济能量之大。
在实体经济发达和高度资本化之下，北上深也成为全国最具创富力的城市。2022新财富500富人中，北京贡献了77人，总财富达到2.5万亿元；上海仅次于北京，也贡献了62人，其总财富达到1.8万亿元；深圳延续了其在资本市场总值上的优势，虽然只贡献了55人，不足上海的数量，但其财富总额达到了2.2万亿元，高于上海。
可以看到，北京、上海的金融实力均在稳步增强，且服务实体经济的动能在提升。
03、深圳金融逆势而上，增速领跑一线
2019年，新财富曾经提出“北上深三大金融中心PK，深圳离北京、上海有多远”的疑问，彼时，深圳与北京有着金融实力总得分高达2分的差距。其中，按当时的统计数据，2018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为3067.21亿元，约为上海的一半，占GDP的比重为12.66%。
到2021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达到4738.81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5.5%，相较2018年提升了近3个百分点。2022年，深圳延续上扬曲线，金融业增加值突破5000亿元。
对比近年北上深三城GDP和金融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可以发现，在2021年之前，深圳的GDP增速均高于北京和上海，但在2021年，深圳的GDP增速为6.1%，低于北京和上海的8.5%和8.1%，在一线城市中垫底，且低于全国增速，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深圳发展失速的质疑。而2022年，深圳又打了一个翻身仗，GDP总量达32387.68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领跑一线（图2）。
与GDP在2021年经历挫折相比，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则逆势而上。对比来看，2019年之前，深圳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要低于北京、上海。2019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2020和2021年的增速则均高于北京和上海（图3）。
近年来，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多重影响下，深圳金融业表现出十足的韧性。2020-2021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平均增长8.3%，2022年上半年增长8.9%，在各大城市中领先。深圳金融业以不到3%的从业人员，创造了全市近1/6的GDP和近1/4的税收。
如今，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14%提高至2022年的15.9%，占比直追北上，2022年金融业增加值更达到5137.98亿元，同比增长8.2%，显示深圳在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更进一步。
深圳金融力的进步，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也有体现。2022年9月22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32），深圳再次跻身全球十大金融中心，排名第九，比上一期上升一位。2012年，该指数评估的全球77个金融中心城市中，深圳位居第32名。而如今，深圳已经跃居前十。
近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主板与中小板合并顺利实施，进一步激活了深交所活力，也为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势。2022年，深交所IPO数量及交易额位居全球交易所前列，19家深圳本地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此外，深圳银行、保险、公募基金、期货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尤其是证券业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方面均具备优势。
在新财富以往的研究中，深圳近年在创投、风投发展上存在短板。据Wind数据，2020年，深圳的创投案例数不足北京的一半，投资金额约为其1/4，与北京、上海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圳的投资案例数仍只约为北京和上海的一半（表3）。
为补短板，当前，深圳大力推进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建设，打造了香蜜湖、深圳湾等风投集聚区，并于2022年11月8日启动了“深圳创投日”活动暨深交所科交中心揭牌仪式，着力构建创投生态圈，促进创新人才、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创新企业、创新资本高校对接，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显然，京沪深作为金融实力第一梯队的格局十分稳固。中国地域广大，也需要有多个金融中心共同发力，北京、上海、深圳分处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经济圈，其齐头并进，打造“三足鼎立”的金融中心格局，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04、5年金融业增加值翻倍，杭州坐稳金融力第四城
京沪深之外，金融实力第四城则开始易主，杭州以不到0.2分的优势险胜广州，取而代之成为金融力第四城。
从杭州、广州金融综合实力对比可看出，广州依旧保持着非常大的宏观经济实力优势，是除北上深外的GDP第四城。2021年，广州GDP总量达到2.8万亿元，高出杭州1.1万亿元。2022年，相对于杭州，广州依旧保持了高出1万亿元的GDP优势，GDP达到28839亿元，同比增长1%；杭州的GDP为18753亿元，同比增长1.5%。
作为一线城市，广州也拥有资金总量上的优势，2021年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7.28万亿元，高于杭州1.1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6万亿元，高于杭州4000亿元。除这两个维度外，杭州已在其他四个评价维度实现了对广州的赶超（图4）。
首先从最能直观反映区域金融业发展水平的金融业GDP来看，2021年，杭州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189亿元，广州则为2467.9亿元。从绝对值来看，广州大于杭州，但这两个GDP相差1万亿元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却相差不到300亿元。2022年，广州金融业规模稳步扩大，实现增加值2596亿元，同比增长7.2%，占GDP的比重提升至9%；杭州2022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长7.5%。
杭州的追赶，体现在速度上。在新财富开始对城市金融实力进行考察之时，杭州2017年的金融业增加值为1055亿元，同比增长6.8%，一举迈入“千亿元俱乐部”，接下来的2018-2020年，杭州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在9%以上，到2021年达到2189亿元，相较2017年翻了一番。2021年，杭州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火速提升到12.1%，而广州仅为8.7%，因此在这一维度的考察上落了下风（图5）。
近年来，金融科技成为杭州的发展亮点。2017年，杭州在钱塘江论坛上首次提出要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2019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互金协会共建的全球数字金融中心落地杭州；2020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二批启动金融创新监管试点工作的城市。
作为国内较早布局这一领域的城市，杭州已经形成良好的金融科技发展生态。在产业集聚方面，其依托钱塘江金融港湾、金融特色小镇、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等产业平台，聚集起恒生电子、同花顺等金融科技企业以及一批创新型小微企业；在学术研究方面，杭州拥有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浙江省金融研究院、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等一批创新平台，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也居全国前列。
当前，《杭州市金融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生物识别、量子计算等前沿方向，着力突破金融科技关键核心技术。
从全球范围来看，杭州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与旧金山类似，都属于技术驱动型，其在金融科技上的优势，集中在技术和市场两个关键领域。一方面，杭州数字经济产业优势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在杭州发达的民营经济推动下，民营资本投资十分活跃，技术创新与市场应用正构建出正向循环。
杭州民营资本投资活跃，在2022新财富500富人上也有所体现，杭州是除北上深外，聚集富人最多的城市，共贡献了27人，其总财富达到1.4万亿元，农夫山泉钟睒睒、网易丁磊、阿里巴巴马云、娃哈哈宗庆后等均来自杭州企业。
民营经济发达的杭州，也是内地上市公司第四城，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273家，总市值达到7.5万亿元，上市公司数量比广州多44家，总市值超过一倍有余，显示其资本化程度更高。
杭州金融实力显著增强，广州金融业也不乏亮点。广州作为一线城市，金融业总资产超过10万亿元，成为市内第四大支柱产业，吸引了国有大行、全国性金融市场交易平台、广东期权交易中心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入驻。广州期货交易所注册落地并揭牌运营，更是实现了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的历史性突破。不过，未来，广州或需进一步寻找新的突破点，激发金融活力。
近两年，随着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A股扩容明显，以北上深杭为代表的城市大力推动区内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从2021、2022年新增上市公司Top10城市数据看，北京和上海分别新增133和127家，遥遥领先，深圳新增90家，杭州新增67家，苏州新增44家，广州新增42家，在苏杭之后。
从Top10城市也可看出，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大的赢家，以上海领头，苏杭亦表现不错，南京也进入Top10，新增上市公司达到31家；粤港澳大湾区则暂处下风，深圳与北上有一定差距，广州在苏杭之后，东莞也比南京少11家（图6）。
上市公司的规模和质量，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对比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一极的珠三角，仍需要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提升金融综合竞争力，给区内经济和新兴产业成长注入活力。
05、南京反超天津，成渝颇具看点
在第二梯队中，重庆和成都分列第六和第七名，位次相比2019年保持不变。
近年来，重庆将超越广州成为第四大城市的猜测不断。从GDP总量来看，2021年，重庆的GDP达到2.79万亿元，与广州仅有338亿元的差距。而2022年成绩单出炉，重庆实现GDP达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6%；重庆超过广州约290亿元，成为GDP第四城。
然而，重庆尽管拥有一个省级行政单位的人口和面积体量，从此次金融实力的综合评估来看，其与广州还有着非常大的距离。
2021年，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为2459.78亿元，仅比广州少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8%，与广州大致相当。但从资金总量来看，广州的人民币存款余额比重庆多2.8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多1.4万亿元；二者在资本市场上的差距也很大，重庆的境内外上市公司为84家，不足广州的1/2，总市值约为广州的1/3。此外，在以券商、公募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实力上，两地也存在不小的差距，重庆整体的金融生态圈暂不能与广州相提并论。
不过，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工业城市，近年打造了汽车、电子两大支柱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逐步走出投资依赖，经济总量跻身全国前列。伴随GDP攀升，其金融竞争力的提升，也为时不远。
成都与重庆的金融实力得分十分接近，综合实力位居中西部城市前列。近年来，成都的金融业发展也可圈可点。2021年，成都金融业增加值达2272亿元，排名全国第六，占GDP比重达11.4%，金融已成当地支柱产业。2022年，成都的经济总量跨越2万亿台阶，挺进“两万亿俱乐部”，达到20817.5亿元，同比增长2.8%，成为中国内地第7个2万亿GDP城市。
此外，成都近年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也较为亮眼，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39家，总市值达到1.4万亿元。以近两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看，成都已加入内地城市Top10行列，仅次于广州，新增32家。
2023年1月，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实施方案》，表示将加快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到2025年，基本建成金融强省。拥有这两个金融实力较为强劲的城市，西部金融中心的建设值得期待。
南京超越天津，成为金融实力第八城，排名前进一步。近年来，南京的发展有目共睹。从经济总量看，2021年南京GDP达到1.6万亿元，金融业也不示弱，金融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02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2.4%。2022年，南京的GDP达到1.69万亿元，同比增长2.1%，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达到2199.95亿元，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13%。
作为中国第二大经济省份的省会，南京近年充分释放雄厚的科教实力，以软件和信息服务、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在创新名城建设的规划下，南京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等数量均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南京科创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速度也在加快，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南京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50家，总市值达到1.8万亿元，2022年新增17家，位居各大城市前列。这也是南京反超天津的最大优势，其上市公司数量是天津的近2倍，总市值超过天津3000多亿元。
此外，紧邻上海的苏州成为金融力第十城，保持位次不变。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2021年GDP达到2.27万亿元，是北上深广和重庆之外的GDP第六城。除了超强的经济实力外，其在综合评价中的最大优势来自以实体经济为代表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和民间资本活跃度。
2023年1月，苏州率先发布了2022年的成绩单。在多重压力挑战之下，苏州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万亿元，同比增长2.0%，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4.36万亿元，稳居全国最前列。
工业是苏州发展的底气和根基。作为一个地级市，苏州的工业实力甚至可以与上海、深圳一决高下，而这三地也是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三个工业城市。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2021年，上海为4.2万亿元，深圳为4.1万亿元，苏州也有4.1万亿元；工业增加值的比拼上，上海达到了1.07万亿元，深圳为1.04万亿元，苏州距离万亿只差不到40亿元，为9962.5亿元。无论哪一个指标看，苏州的工业实力均可见一斑。
工业立市的苏州，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也十分优秀，近两年新增上市公司的数量甚至比广州还多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47家，总市值达到1.3万亿元。由此，苏州在2022新财富500富人上的表现也十分突出，共贡献12人，其财富总额超3000亿元。
苏州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也在稳步增强，2022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9.3%，同比增长0.7个百分点。
在建设制造强市的整体目标下，工业基础雄厚的苏州，包括金融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或将进一步增强。
06、武汉稳居中部第一，合肥前进6名
Top10城市之外，中部六省的省会成为第三梯队的主力。武汉、郑州、合肥、长沙近年的发展均可圈可点，成为中部的亮点，并在各自优势领域拥有扳手腕的实力。而太原、南昌则相对较为落寞，其也被挤入第四梯队，掉队中部。
首先，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金融实力为第十一位，保持位次不变，位居中部第一。论经济实力，武汉2021年的GDP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较快。2023年1月5日，武汉2022年的发展成绩单出炉，预计GDP增长4.5%左右，总量预计达到1.9万亿元，经济发展韧性强。但在金融领域，相比拥有期货交易所的郑州、拥有爱尔眼科(300015)等龙头企业的长沙，武汉在2019年新财富首次观察时并不具备绝对优势。
而在本次综合考察中，武汉稳在全国第十一位，郑州前进1名，长沙退后3名，合肥则成为中部最具看点的城市，前进了6名，也是本次进步最大的城市（图7）。
对比来看，这四个中部省会金融业发展程度的差距不小，武汉高企，长沙则垫底。
2021年，武汉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862亿元，比2017年增加近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也进一步提升至10.5%。这一比例接近拥有期货交易所的郑州（10.9%），可见近年来，武汉的金融业有了长足进步。
武汉以人民币存贷款为考核的资金总量，也远超中部其余省会。2021年，武汉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3.38万亿元，贷款余额达到4.1万亿元，与第二梯队的天津、苏州实力大致相当，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不断提升。
此外，武汉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86家，总市值为7598亿元，上市公司比长沙多8家，但总市值比长沙少2500亿元。在资本市场上，武汉拥有一批上市公司，但缺乏知名龙头，市值最高的企业也不足400亿元，
由此，武汉的创富力和民间资本活跃度也不足长沙，在2022年新财富500富人中，武汉仅有4人，其总财富为736亿元，而长沙有6人，其总财富达到1808亿元。
创富力以及整体的实体经济氛围对人才的吸引力有直观影响，武汉虽然坐拥武大、华科大等一众名校，高校资源在全国位居前列，但对人才的留存度和吸引力却较弱。无论是从上市公司董事长，还是独角兽创始人的背景看，武汉对本地高校毕业生的留存度均较低，而是为以东莞、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输送了大批人才。
因此，武汉要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向第二梯队进军，促进区内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才留存度，是破题的关键。
郑州也前进一名，与宁波并列第十二。拥有期交所、郑商所等交易市场的郑州，金融实力依旧在线，2021年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379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0.9%。且从资金总量来看，郑州2021年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2.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3.1万亿元，与宁波大致相当，存贷款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但郑州与排位相同的宁波及其余中部3个省会，最大的差距在于资本市场的实力。郑州有境内外上市公司共47家，不足宁波的一半，总市值刚过3000亿元，而宁波则达到1.3万亿元。宁波的工业实力强劲，拥有众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其汽车制造、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均为千亿级产业。
资本市场的实力也影响了郑州的创富力和民间资本活跃度，在2022新财富500富人中，郑州仅有三全食品(002216)陈泽民家族，而宁波有12人。
中部最大的变量来自于合肥，其超越长沙，一举进步6名，成为中国内地金融力第十六城。
近年来，中部内陆的安徽，用10年时间，甩掉了“小透明”省份的调侃，其省会合肥更是借助“最牛风投城市”，成为网红，“合肥模式”成功出圈。此次综合评价中，合肥在各个指标上均有长足进步，成为进步最大的城市。
2017年，合肥的GDP仅7213.45亿元，2021年达到1.14万亿，成为“GDP万亿俱乐部城市”成员。2022年，合肥的经济成绩单出炉，GDP达到12013.1亿元，连续七年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同比增长3.5%，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而2022年安徽的成绩颇具亮点，GDP达到4.5万亿元，超越上海，跻身GDP前十强，经济实现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转变。
2017年，合肥金融业增加值不足500亿元，2021年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065.88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9.3%。其金融业增加值比长沙高出近100亿元，占GDP的比重高出2个百分点。
经济上实现弯道超车，合肥对资金、人才的引力也同步提升，带动了金融业发展；金融业发展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同步增强，达到了金融与实体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2021年，合肥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也接近2万亿元。由此，合肥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77家，仅比长沙少1家，总市值达到8673亿元。
合肥的创富力也同步增强。在2022新财富500富人中，合肥贡献了6人，其总财富达到1389亿元。
合肥的突围，离不开产业的升级换代。2021年，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的54.9%，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节能保护为代表的战新产业产值同比增速均超过12%。2022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高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2.6%，高于全市工业产值增长6.9个百分点，拉动工业产值增长6.7个百分点。分产业看，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分别增长 46.9%和 34.4%。从产品产量看，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和智能手表分别增长 115.3%、71.4%、67.2%和 12.1%。
一批以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性强、带动作用大，成为合肥后发赶超的底气。因此，虽然与长沙还有着1858亿元的GDP差距，在金融实力上，合肥已经提前赶超。
长沙在4个中部省会中排名垫底，主要因为金融业发展程度偏低，其余3个城市金融业增加值均已成功进入“千亿元俱乐部”，武汉甚至开始向2000亿元进军，而长沙离1000亿元还差个零头。由此，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长沙的7.3%也与其他三市有一定差距。
作为中部省会的南昌和太原，分别退步两名和一名，掉入第四梯队。
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均已跃入“万亿GDP俱乐部”，金融业增加值也接近或进入千亿元梯队，而南昌和太原2021年的GDP依然停留在五六千亿元的级别，与其余4个省会的差距日益拉大；金融业增加值也处在400-600亿元区间，虽然占GDP的比重超过了9%，但基数偏低。2022年南昌GDP总量达到7203.5亿元，实际增速为4.1%，增量为552.97亿元，名义增速达到8.31%，增速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开启了拼经济模式。太原也亮出经济发展成绩单，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571.17亿元，增长3.3%，总量与南昌相距近两千亿元，差距正在拉大。
在资金总量上，南昌和太原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在1.5万亿元左右，依然处于下风。其资本市场实力也被甩下，南昌有境内外上市公司33家，总市值刚过2000亿元，太原有上市公司21家，总市值2451亿元，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由此带来的创富力也不足，南昌和太原分别有1人和2人进入2022新财富500富人。
作为一省经济火车头的省会，南昌、太原在宏观经济实力、资金总量、创富力、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各个维度上均已掉队。在临近省会纷纷找到经济发展密码的当下，其破题经济发展的需求更为紧迫。
近年，南昌致力于构建“4+4+X”新型产业体系，即四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装备）、四大特色优势传统产业（绿色食品、现代轻纺、新型材料、机电装备制造）及若干生产性服务业。2022年，南昌GDP已经突破7000亿元，江西GDP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4.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全国排名由第18位前移至第15位。2023年，当地又定下了GDP增长7%的新目标。随着以“拉满弓、上满弦”的状态冲刺，南昌正成为“万亿城市俱乐部”的实力后备军，其金融力的增长也将随之提升。
第三梯队中，西安也前进两名，成为仅次于武汉的金融力第十二城。2021年，西安GDP突破万亿，达到1.07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174.47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1%。从资金总量来看，西安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2.9万亿，处于全国前列。2022年，西安依旧保持了高速发展，GDP达到1.15万亿元，同比增长4.4%。
西安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也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12月31日，当地境内外上市公司为68家，总市值达到1.27万亿元。其中，隆基绿能(601012)市值达到3200亿元，陕西煤业(601225)、航发动力(600893)也成为千亿市值公司。
近两年，全球通胀高位运行，地缘冲突频发，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股及能源大省也迎来高光时刻，以陕西煤业、隆基绿能为代表的能源公司，市值翻了几番。陕西、山西、内蒙古等西北省份，是中国能源基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关城市如能抓紧机会，也将迎来发展机遇。
07、东北失落，制造强市表现亮眼
在西北能源强省战略地位提升的当下，东西差距呈缩小之势。相比之下，南北差距却成为近年热议的话题，特别是东北的失落，让二者差距更为显著。在本次金融实力考察中，以大连、沈阳、长春为代表的诸多东北城市失落Top30。
改革开放之前，东北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重镇，沈阳、长春、大连等城市也是经济强市。斗转星移，如今，东北地区面临重工业衰退、人口结构失衡、人才流失等诸多问题，如何振兴老工业基地，成为时代之问。
取而代之的是，无锡、温州、东莞、常州、佛山、台州6个制造业强市挤入金融力Top30城市。
特别是无锡，成功跻身第三梯队，成为金融力第十八城。2021年，无锡的GDP达到1.4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15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3%，人民币存款余额突破2万亿元，共有81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1.47万亿元。2022年，无锡经济回稳向好，GDP达到1.5万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两新”产业占比快速提升，战略性新兴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预计分别为41.5%、50.4%，较上年分别提高1.6个、1.2个百分点。
无锡是制造业强市，工业经济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其一，无锡具有棉纺织等传统产业基础，并通过智能设备的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实现智能化生产和管控，向智能化升级；其二，一批新兴产业也在当地崛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物联网、特钢、新能源、节能环保等10个产业集群规模超千亿元，其中高端装备产业集群有望突破千亿元，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有望突破2000亿元。
以集群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为主攻方向，无锡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产业竞争力实现提升。从2012年到2021年，无锡规上工业总产值从1.45万亿元增长至2.14万亿元，迈上两万亿新台阶，规上工业增加值从3056.9亿元增长至4926.4亿元。2022年，无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更突破5000亿元，达5585.97亿元，同比增长5.4%，展现了这座工业强市的发展新能级。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诞生了一批万亿级的工业强市。与无锡类似，温州、东莞、常州、佛山、台州均为制造业强市，工业增加值位居各城市前列。2021年，佛山的工业增加值达到6416.3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2.76%，工业密度颇高。同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东莞，工业密度也达到56%。广深佛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代表，形成了多个世界级的产业集群（表4）。
表4：2021年工业增加值Top20城市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
佛山不仅智能家电、陶瓷建材、装备制造等产业实力雄厚，也积极向高端智造转型，巩固制造业强市的地位。2022年，佛山实现GDP近1.27万亿元，增长2.1%，展现了经济韧性。
东莞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如今的电子信息、电器机械、造纸、食品饮料加工等产业发展迅速，且拥有“智能移动终端集群”“智能装备产业集群”两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2022年东莞实现GDP超1.12万亿元，同比增长0.6%。2023年1月30日，东莞召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坚持以制造业当家，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南名城常州一直以制造业强著称，近年更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崛起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光伏、智能电网等产业高地，进而实现了GDP的多级跳，2021年达到8807.6亿元，成为进军“万亿俱乐部”最具实力的选手。2022年，常州经济成绩单出炉，实现GDP达9550.1亿元，同比增长3.5%，距离万亿仅一步之遥。
如果说苏州、无锡、常州作为“苏南模式”的代表，那么，浙江孕育的“温台”模式，是典型的本土草根经济发展起来的制造样本。
温州从“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家庭工业起步，逐渐形成鞋革、服装、工业电气、汽摩配、泵阀、印刷等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近年来也在推动传统产业“智造”升级。2022年，温州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首次突破八千亿元大关，达到8029.8亿元，经济总量排进浙江前三。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2%，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以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速较快。
台州从草根经济起家，发展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重要的制造基地。2021年，台州拥有制造业企业7.3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2家，国际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家，形成了汽车、医药、缝制设备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2022年，台州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7%。
这些工业强市，由于实体经济发达，吸引了风投创投的涌入，进而通过聚集资金和人才，推动区内企业借助资本发展壮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展现出满满活力。
近一两年，PE/VC的下沉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在外界印象中，投资人大多身着西装、手捧咖啡，穿梭在北上广深的CBD写字楼中。但现在，越来越多投资人深入实验室、厂房、仓库找项目，或到田间地头、港口、矿山做尽调。
只要有优质的项目，资金和人才便会追逐而来。PE/VC的下沉，背后是城市产业的洗牌。一些能源城市，开始孵化出独角兽，一些制造业强市，涌现出专精特新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独角兽大多来自于一线城市，而如今，随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火爆，独角兽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它们可以来自于有资源、有产业基础的二三线城市。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崛起之本，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批拥有制造业发展基础的地区，已经抢占先机，抓住发展机遇提升了综合竞争力。压力之下，2022年，以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也提出了“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口号。2022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4.5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超过1.1万亿元，首次成为全国工业“双冠”城市，显示其正锚定建设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目标稳步前进。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抓住其中机遇，布局战略性创新技术，带动新兴产业成长，已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这些产业不仅是未来创富之源，其发展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互促关系越来越强。
站在产业变迁的关口，城市之间的洗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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